“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13][P208]乱世对人类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是文人内在生命情绪勃发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因而，魏晋时期成为中国文人生命情绪勃发和空前浓重的时代，生命意识高度自觉与张扬的时代。文学是人的生存状态最为具体而真实的写照，因而魏晋这一时期的文学自然要“具体而真实”地表现生命或生存的本身，直接表现出生命的境界。生命意识的觉醒构成了六朝美学演进最重要的文化基础。而首开魏晋文学生命主题风气的当属汉末魏初的建安文学。“五言腾踊”[14] “梗慨而多气”[15] “俊才云蒸”[16]的建安文学，涌现出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才华横溢、含珠吐玑的卓才异士。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魏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王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17]，作为统治阶层的曹氏父子三人引领群雄，“纵辔以骋节”[18]七子“望路而争驱”欣逢“招才之嘉会”[19]呈现一片“彬彬之盛”[20]的局面。建安文学使人生的感喟成为时代的普遍题材、士人的共同歌唱。士人对人生的留恋，对死亡的焦虑，导致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苦苦思索和追问：“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21] “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22] “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23]而最先奏响建安文学的时代性主调的又当属曹氏父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24] “四时舍我驱驰”，“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25]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飞吹尘。”[26]曹氏父子把自己的生命意识溶入作品中，在建安时期以恢弘的慷慨之气和悲壮的英雄风色为后世留下了激荡千秋的慷慨悲壮之咏，“伤时悯乱”而不失豪迈之气，激扬文字而常带风云之色，饱经忧患而不坠青云之志，在感慨时世艰难之上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生命之悲，凸显出一种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开启一代自觉之文风。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构成了“三曹”作品的深层的审美特征。“三曹”的作品因其凝结了深层的审美主体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观照和体悟而成为千古绝唱。与此相应，他们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其生命形态的外化，是其舒释内心悲剧郁结的方式，是其追求生命不朽的重要寄托，摒弃了传统的文学单一的社会功能，倡导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并身体力行地在诗文创作中自觉地关注生命及其价值，进行人的生命本体的理性探讨，从而形成了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

“三曹”的生命意识无疑受到了《古诗十九首》的影响。但是，与前人相比，他们对生命的关注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固然也渴望生惧怕死，然而他们对生命的忧患和感悟，对生与死的更为深刻的理性思考，对生命价值更为积极的执着追求却超越了他们的前人。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直接咏唱人生、人情、人性，开一派风气之先河。建安时期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鲜活和绚丽的文学黄金时代。生命意识发展到“三曹”的阶段已从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与重视感性生命上升到珍爱生命、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的理性自觉，这使生命精神成为中国艺术和审美的文化底蕴。继“三曹”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探求生命奥秘、关怀人生境况、抒写生命意识的作品不胜枚举。如阮籍《咏怀》其四中云：“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陆机的《叹逝赋》嗟叹“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陶渊明的《自祭文》也悲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更是千古绝唱：“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悠悠往古，姗姗来今，江月无限延续而生命短促不居，警醒人们对生命的珍爱与创造；杜甫《春日江村五首》其一：“乾坤百里眼，时序百年心”这样的时空感知浸透着多么强烈的生命意识；李商隐面对落日西坠不胜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7]“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28]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既是对艺术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哲学精神的演绎，其内在精神中同样饱含着人生哲思和生命意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确而浓重的生命意识。源出于老庄哲学的“虚静”说反映出古代文学理论中所蕴含的人生哲思。“虚静”是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的心理状态。“虚静”以摈弃俗世尘杂，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理状态，去领悟天地之道的本真，使人类生命的本体与天地精神相契为一，唤醒人类潜藏的生命本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说、“穷而后工”说都揭示了苦闷和愁怨作为生命本体的深层体验能促发巨大的内在生命力，唤起超常的艺术创造力，去探求生命的本质力量和终极价值，因而也是生命意识的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气”“神”“韵”“味”“趣”“境”“意境”等基本概念和范畴也都蕴含着一种生命精神在内。曹操诗歌中慷慨悲凉的“风骨”所表现出的生命的孤独意识和文学审美观，曹丕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追问和探求，以及曹植因对生命的眷恋、政治上的失意而“发愤著书”所流露出的文学审美观，都表现出了一种以艺术作为短暂生命的补偿，高度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思想，而使得此后中国文学普遍渗透着一种深层的生命意识并成为至今不衰的传统。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通篇讲作品文气与作者气质之间关系的问题，严羽《沧浪诗话》以“气象”来论文学时代风格，“文气”“气象”“气韵”“风气”“风骨”等用来描述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概念，是作家的气质、品格、性情等生命内蕴在作品中的外在展示，是人的生命力度在文学中的特定表现。这种由人及文的评价艺术作品的传统，十分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与文的外在风格之间的本质联系，体现出一种生命意识，是与曹丕的“文气说”一脉相承的。魏晋六朝文论所主张的“得意忘象”（王弼）、“传神写照”（顾恺之）、“澄怀味象”（宗炳）和“气韵生动”（谢赫）等命题，唐五代书画美学所提出的“同自然之妙有”（孙过庭）和“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张彦远）等命题也都表现出一种生命精神。总之，中国文论要求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应该体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不仅表现个别的人与事，而要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以窥见宇宙人生的奥秘；中国文论要求艺术的境界要小中见大，有限中见无限，个别中见一般，表现宇宙人生的气韵、生命，换句话说，体现宇宙之道或人的生命意识。这在“三曹”的文学审美观和作为这种审美观的具体表现的作品中已有着深深的积淀与渗透。

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曹氏父子的生命意识与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和形成生命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作出阐释和分析，并对三人审美观中所张扬的生命意识的异同作出比较。而尤需指出的是“三曹”创作实践所升华出来的文学审美观和文论不仅影响当时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文学风貌，而且承前启后，使得正在走向觉醒的中国文艺美学也由此更突出了一个传统，即对生命意识的刻意张扬并于其中充盈着悲剧色彩，虽儒者亦难于不免。

第一节 生命的“呐喊”：曹操高亢悲歌中的孤独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曹操是建安诗风的开创者，由此而深远影响了一代诗人，奠定了建安文学风骨遒劲的基础。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曹操不沿袭诗歌旧途，直接向汉乐府学习，而又不受其古题古意的束缚，汲取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所写皆目睹亲历、身体实感，正如陈祚明所论：“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29]在“建安七子”中，像文若春华、思若涌泉的王粲，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刘桢，章表檄文、繁富激昂的陈琳等，其诗歌创作都与曹操十分接近。

曹操对文学艺术是非常重视的。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文学艺术修养上。曹丕在《典论自叙》中云：“上（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而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植《武帝诔》亦云“躬著雅颂，被之瑟琴”。其次，曹操对文学艺术的重视还表现在其招揽、重用具有文学艺术才干者方面。曹操自己对文学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对文学之士、多才多艺者分外厚爱，致使独步于汉南的王粲、鹰扬于河朔的陈琳、擅名于青土的徐干、振藻于海隅的刘桢、发迹于大魏的应瑒等四方文士等纷纷投奔他而来，形成了百川归海之势。在曹操的积极倡导与支持下，这些文人（包括曹丕、曹植在内）交往甚稔，常常是“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30]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邺下文人集团。曹操虽然没有参与其中的活动，但曹操实际就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和组织者。这个文学集团的出现，有利于当时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曹操宠爱曹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曹植富有文学才华。由于曹操如此重视文学艺术致使建安文学出现了勃兴的局面。作为统治者的曹操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直接推动着建安时代的文学发展和理论成果的风盛。

曹操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学艺术，与其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密切相关。曹操雄才伟略，纵横乱世，一生戎马倥偬，其诗触物感兴，诗思奔泻，气志至而笔舌随，是完全纯粹的情感迸发。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曹操提供完成更大的文学理论建树的条件。有关曹操的文艺思想材料，流传下来的甚少，即使有也只是“论赋嫌于积韵”之类的意见。为此，我们只能从前人引用的有关曹操文艺思想方面的资料和他的文学艺术修养及其创作倾向、创作实践等方面来对其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和文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文学是张扬生命孤独意识的独特形态。

曹操的孤独意识是生命意识觉醒之后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和个体的孤独，而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和执着探求。曹操借文学这一独特形态张扬生命的孤独意识，因而成就了他那充满悲怆，充满孤愤，同时也充满斗争精神，千百年来震撼着无数心灵的慷慨诗吟和高亢悲歌。曹操生命中的孤独意识成分是使他成为一代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一位“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息鞍披览投戈吟咏”的马上诗人的内驱力。作为马上诗人，他的作品没有一般文人的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而是直接触及那个时代所普遍感受到的社会人生问题，把沉重的社会灾难所激活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化作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生命价值的巨大动力，表现出对生命及自身存在的肯定。曹操为百姓的苦难，为天下的统一，在用生命悲怆而孤独地呐喊。这种生命的呐喊也是峥嵘崛起的民族精魂的悲壮呼唤。

孤独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曹操作为盖世英雄，文韬武略，自有比起一般人更为明确而强烈的孤独意识。早在憧憬未来的青少年时期曹操就已萌发孤独意识。曹操家世地位卑微，出身于阉宦曹腾之家。在曹操生活的重门阀的传统文化环境中，他要经常面对他人的轻侮、谩骂和攻击。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中辱骂曹操为“赘阉遗丑”，就是社会对曹操出身的谩骂与攻击的一个缩影。作为“自古而耻之”的太监的后代，曹操有极深极强的自卑感与屈辱感。《善哉行》之二就抒发了自己“薄枯”“孤苦”的感受：“自惜身薄枯，夙贱罹孤苦”。曹操此时的孤独意识主要由孤苦无依的个人身世而引发，尚属表层而稍显肤浅。曹操不甘于这种由家世所决定的屈辱地位，为了确证和实现自我一己的出众之才，求得社会对自己非凡的生命价值的承认和肯定，他尽力超越自我、超越他人，终于乱世群雄之中独领风骚。曹操的孤独意识有对自己卑微孤苦的出身的感伤，更有对生命短暂、对生与死的强烈感受和慨叹。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30]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同所有具备自我意识的心灵一样，在面对几不可知的茫茫宇宙，在感叹生命短暂、人生如寄时，曹操由充盈于内的生命意识而衍了时间的紧迫感、生命的焦灼感，并由此产生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孤独感。其堪称压卷之作的《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几句就唱出了这种人生有限、生命易逝的无限感慨和作为人的普遍的孤独。李泽厚先生认为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31][p90-91]曹操的孤独意识除了体现在作为人的普遍的孤独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还更高的层面上表现为作为英雄的孤独即“忧世不治”的忧虑上。曹操是一位“鞭挞宇内”的“超世之杰”，因而他的孤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孤独，是意气风发、有所作为的以天下为关注对象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吞吐日月、囊括四海式的英雄的孤独，与其终一生而不变的统一天下的英雄情结息息相关，而绝非一般人的那种凄凄惨惨戚戚的向隅而泣式的个人的缠绵感伤。曹操一代枭雄，横槊船头、扣舷长啸，《短歌行》中有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等句，表达了他欲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而没有众贤辅佐，求才而不得的焦虑、孤独心态。他虽多次下求贤令，打破传统的人才、用人观点，“唯才是举”，“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他自己始终如同一轮能给世界带来光明的明月高挂中天，只有“月明星稀”，却没有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因而也就成了孤月。曹操晚年创作的不少游仙诗，也表现出由曹操生命意识而衍生出来的孤独意识。游仙心态追求一种精神超脱和生命超越，其高蹈世外、遗世神游所顾眷和企慕的是一种绝对理想化的迷离倘恍的人生之境。表现游仙心态的作品借助蓬莱、昆仑等虚幻之境表现诗人超越生命痛苦，享受生命本然欢乐的愿望，是诗人执着于人生信念、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的心态的曲折显露，是诗人理想难酬、身心苦痛的折光，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欲求，是诗人生命意识的逆向张扬。《精列》云：“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秋胡行》云：“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桑榆暮景之年的诗人功业难就的忧患日益深刻无法排遣。曹操以人生有尽为意识基点，却又希望以成仙否定有尽的人生，进入无所终穷的人生天地，在力图实现而又不可能实现之间，加剧了生存的无奈和痛苦。

当曹操现实中的这种孤独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排遣的本能也同时滋生，于是他拿起了笔，以求得心理的暂时平衡。但其孤独意识并未由此而被消解，反而更添慷慨情调。文学作品成为了诗人孤独情感的折射。文学也因此成为张扬生命孤独意识的独特形态。孤独在带给他忧患、焦虑的同时带给他自我价值感，并振奋和催促着他努力去追求，执着去实现其自我价值，使人的力量得到了确证。文学应当表现诗人心灵的孤独。只有诗人心灵的孤独所吟诵、呐喊出来的作品才会造成强烈的审美震撼。这是曹操给我们的启示。

二、文学应当关乎社会人生，关乎生民命运。

曹操生活在军阀割据、战乱不已的年代，百姓在遭受战争的荼毒，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渴求统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便成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这些，在曹操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曹操虽然未明确提出文学应当关乎社会人生，关乎生民命运的理论主张，但其文学创作实践鲜明的体现出这一思想。

在直面现实时曹操对连年征战使老百姓不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和给老百姓带来的重重灾难发出同情的哀叹，并直接以死亡入诗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及抒发了他统一天下的抱负和志向，以大量的创作实践表现出文学应摄取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社会人生的文学主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的主体意识、生命意识会随着个性解放意识的不断增强而不断强化，而黑暗现实的威胁，个人生活的不幸，又会给予人们的这种忧生惧死的心理以数倍的放大。“生命大量地衰败死亡，惨不忍睹。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撞击出生命最耀眼火花的时刻，是生命意识最大限度展露的时刻，生命的苦难与毁灭的展现，反而为生命的至高无上性开辟出一条神奇的道路。”[32[P94]]身处大动乱大忧患的建安时期，目睹了战乱频仍，灾荒、瘟疫、饥谨不断，人的生命极其脆弱极易丧失的社会现状，曹操的内心升腾着悲己悯人的情绪，自觉不自觉以死亡入诗。诗人对死亡的哀惧又蕴涵着对生命的普遍关切。曹操的《军谯令》自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动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尚未成功，壮志未酬，民已不堪其苦，故而感叹“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曹操《薤露行》也写到：“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本是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各辞，是一首挽歌，曹操借此哀叹国家丧乱，百姓遭殃，有悲悼之意，是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又《蒿里行》咏诸侯兴兵联讨董卓因力不齐、自相戟而事败之事，描绘了军阀混战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念断人肠。”用字如凿，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33]《薤露行》和《蒿里行》两首诗不仅仅是对史实的记录，更是在诗中流露出鲜明的爱憎感情、无限的沉痛，借诗歌对战乱制造者发出强烈谴责和控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人看到天下百姓惨遭乱世不由得痛断肝肠。这种对人生的关注，对生命的惋惜不是感伤个人的生死之期，而是悲叹百姓死亡、生灵涂炭，是为万民死亡所作的空前绝后的大挽歌。曹操对践踏蹂躏生命者发出了痛彻心肺、悲壮淋漓的愤怒声讨和指斥控诉，为在残酷的战争中被肆意践踏蹂躏的脆弱生命发出了强烈的呐喊。正是因为有其父肇以死亡入诗为文之端，曹丕、曹植紧随其后，也有与之相似的表现死亡、关注生命的诗文。曹丕《令诗》云：“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典论自叙》云：“百姓死亡，暴莽如骨。”在《与吴质书》中说：“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与吴质书》又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植在《愍子赋》中写爱子中殇，千秋不见，人亡物在，怎不令人哀恸至极，“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其“永诀之情”怅惘凄恻。诗人们以死、或将死、或欲死观照凄惨的人生，悲悼生命的脆弱。诗中的现实是生活残酷，生存冷峻的多棱镜，诗人感叹不已却又对死亡现实无可奈何。社会的悲剧无形中使诗人自我的人生沾染上了悲剧的色彩。这恰恰构成了对生命意识的刻意张扬。文学应当关乎社会人生，关乎生民命运，摄取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现实。也正因为曹操等人的诗歌摄取了时代精神，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其由此升华出来的文学应当关乎社会人生，关乎生民命运的文学思想，对后代诗歌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因为身逢乱世，“为天下除动乱”已成为当时历史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同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一样，曹操抒发统一天下、拯时救世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的诗篇也具有极强的时代气息。笔者如前所述的曹操生命的孤独意识是与其英雄意识、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其孤独是由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引发。金丹元就曾指出：“中国文人的孤独感更多的是发自对人生的感触，而不是对赎罪的无望。中国人的孤独感中虽也有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但同时又总滞留着时明时暗的对功利的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34][P73]英雄意识在魏晋时期已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自觉意识。英雄意识是士人功业思想的升华，它反映了重返政治舞台的士人阶层的勃勃雄心和强烈的进取精神。这种建功立业的英雄意识能激发人的生命力感，将人生苦短的悲哀之情升华为一种崇高悲壮的情感。读建安史，会强烈感到当时士人口不离英雄。当时士人所指的英雄，刘劭《人物志》认为：具有“聪明” 气质的人称为“英”，具有“胆力”的人称为“雄”。“英”、“雄”完美的结合则为“英雄”，“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人物志英雄》）因此所谓“英雄”就是智勇兼备，文武特异的人。他们是主宰天下的领袖，所以能成就大业。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建安时代天翻地覆，汉末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受到猛烈冲击，为有识之士提供了角逐天下的机会。各种政治集团军事力量之间的兴衰变幻，使这种角逐成为可能；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无情的社会现实促使有识之士接近人生，反省自身，建功立业，扬名后世，也使有识之士“为天下除动乱”成为历史和社会的需要。外部世界充满了动乱、战争、灾荒，人们的生活态度、思想感情、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其时，就人格范型而言，建功立业的英雄已取代了道德高尚的儒家圣贤。英雄走到舞台的中心。士人所崇尚的人格理想，不再是经明行修的谦谦儒生，而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与诸侯争天下的英雄。汉失其鹿，先得者王。士人各择其主，陈其智力，争取天下。云从龙，凤从虎，士人渴盼的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与揆烦靖乱的能臣的风云际会。曹操并没有辜负这一切，削平群雄，逐鹿中原而成为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一代英雄。从生命意识方面来看，曹操正是借建功立业、遗名后世以超脱肉体生命的死亡带来的恐惧，借以反抗命运，超越生命的有限存在。这一欲统一天下、拯时救世、建功立业的主题贯穿于曹操整个诗歌创作中，成为其人生交响乐的主旋律。《观沧海》这首诗是诗人北征乌桓途中经过碣石山时写的。这首诗后人评论“有吞吐宇宙气象”。[35]“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人面对阔海辽天，俯视古今，缅怀雄才伟略的先代英豪。当年秦皇汉武东巡至此，都曾登临碣石山，刻石观海，都建立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回首自己戎马倥偬，翦灭群雄的峥嵘岁月，而至今霸业未就，又联想到自己这场也是为了统一大业的北征乌桓的战争，怎能不思绪万千、壮怀激烈呢？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词曰：“往事越前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指的也就是这首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大海正是曹操胸襟气度的外化。这种生命体验的外化凸显出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人所咏之“志”正是他欲统一天下，拯时救世的雄心壮志。诗人正是通过对波澜壮阔的大海的描写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自己奋发向上、建功立业的磅礴激越的情怀。曹操这类抒发统一天下的抱负和志向的诗歌很多，成就也很突出，流露出曹操身体力行提倡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社会人生的文学思想。

三、文学的美应是悲壮的。

曹操的诗作特色，历代诗评家几乎一致地用“自然沉雄”、“沉雄俊爽”、“古直悲凉”等来评价。虽然汉末的大动乱导致的社会惨状使人感到前途的渺茫和悲哀，一种感伤主义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但曹操并没有一味沉浸于人生短促、功业未就的感伤之中。曹操把对天下的关注化为一种勃郁的人生感慨沉吟不已，在慷慨不平的同时强烈的体现出他力图要改变这种局面的雄心壮志，表现出一种悲凉慷慨的感情基调。从这种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主张文学的悲壮美的。死既无可抗拒，徒然的悲哀只能使人感到痛苦和绝望，最后毁灭掉自己。生命的有限性使自我深切地领悟生命的珍贵，激发对生命的热爱，促进生命潜能的不断发挥，强化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执着追求。“所谓对于死亡的准备，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执着的追求和寄托。”[36][P49]作为一代雄主，曹操终其一生，从未放弃平治天下的责任与使命，坦露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的胸怀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抱负。早年的曹操抱着对汉室的幻想，入仕之初即站在清流士人立场打击浊恶势力，上书为清流士人请冤，潜归东方，募兵讨卓。目睹东汉政权的腐朽，逐渐认识到“汉不可为”之后，他利用自己日益强大的个人政治军事势力，走上一条易代革命重造天下之路。在力挫群雄、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曹操顺应历史潮流、采取一系列进步措施，使北方人民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如前所提及的《短歌行》一诗开篇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写流光易逝、生命苦短，似有颓唐之感。然而接此，诗又云：“月明星稀，乌鹊难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人先发一腔人生短促、须以酒解忧的慨叹，进而抒发自己欲建周公伟业的抱负和求贤似渴的激情，全诗一洗低吟浅唱的哀苦情态，昂仰向上，慷慨豪迈，虽仍透着悲凉的艺术氛围，但那已是一种英雄居高临下式的落寞与孤寂了。生命苦短的悲哀不再暗淡，一统天下的壮怀更显激烈。诗作不仅吟唱出了生命如朝露般的忧思。还坦露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的胸怀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抱负。诗人求才若渴的心态和建功立业自强不息的精神表露无疑。此诗之所以独步千古具备如此卓远的艺术境界，与其说是曹操的艺术功力所致，不如说与曹操是“天下枭雄”，具有远大抱负和人生理想，传奇的人生经历、领袖地位和奔放不羁的性格密切相关。赤壁一战曹军败北，孙刘联盟一时难以攻克，曹操转而经营北方。日月迅迈，老之将至，他写下了让后世慷慨之士击节不已的《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中的“神龟”是引用《庄子秋水》中的“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腾蛇”引用《韩非子难势》中的“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从传说中的“神龟”和“腾蛇”说起，阐明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可能永生不灭，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使曹操能够坦然面对生命的自然流逝和消亡。诗中以老年伏枥尚存纵横驰骋之想的千里马向人们昭示：生命固然短暂，但只要有永不衰退的进取精神，人生的价值就会实现，使人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对自然生命的超越。这首诗表现出曹操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行将暮年的诗人仍不减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象一匹伏枥的神骝良骥时时不忘作千里驰骋，垂暮的烈士仍然不失英雄本色，一种老当益壮沉着豪迈的情感激流至今还激荡着人们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只要功名成立，生既不可悲，死亦不可惧。曹操把自己的生命意识渗透于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以悲壮为美的审美时尚。曹操诗歌慷慨悲凉的基调中富含的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千百年来，激励、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奋斗不已。由其此类创作所升华出来的追求悲壮美的文学观，也影响了其后无数诗人，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追求悲壮美的审美传统。唐代的无数诗人如初唐四杰、李杜诸人都深被其荫。李白在《行路难》诗中写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其中蕴涵着身居显要、大展鸿图的抱负，表达出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扩充生命意义的强烈愿望，颇有曹操以悲壮为美的遗风。杜甫《秋兴八首》等众多诗篇也都表现出一种悲壮美。

第二节 生命的“彷徨”：曹丕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追问与文学审美观

若论曹丕，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曹丕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37]他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并很好地实践了这一主张。曹丕对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工于五言诗，用六言、杂言也写了不少好诗，《燕歌行》就被称为“七言之祖”。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专题文论，“以气论文”盖由此始，同时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涉及到文学的价值观问题。曹丕生命意识觉醒之后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和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反复追问和不懈追求，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审美观念。曹丕个体意识、生命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其文艺与审美的自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38]

一、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得以不朽的文学价值观

与曹操比起来，曹丕虽然政治建树和英雄气概都远逊其父，明显无曹操幽燕老将般的沉雄和独有的霸主胸怀，但在生命觉醒和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上，曹丕比曹操来得更深邃，更富有哲理。曹丕通过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反复追问和不懈追求，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中开掘生命的深层结构，表现出与其父不同的生命意识，并形成了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曹丕在《善哉行》写道：“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凡物皆有定所，人之忧却无穷，而这忧正源于人生的短暂无常。“‘忧来无方’，写忧剧深。”[39]诗中所云“人莫之知”之忧流露出诗人对生命的终极价值的询问和探求的一种深层的生命意识。“……言山则有崖矣，木则有枝矣，凡物皆有定向，而独忧之无定，人所难知。”[40]曹丕面对的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一种生命之忧，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无物之阵”。曹丕这里所触及的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终极的感觉。“生命的终极价值何在？”这正是几千年来压在每一个哲人心头的沉重的一个问号。面对这样一个疑问，曹丕处在他那个时代里，心中充满的也只能是一个求索者的彷徨、困惑、迷惘、伤感。他的回答只能是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忧”。诗中忧字共出现了三次，极言忧之深、之广。陈祚明云：“‘忧来无方’言忧始深。意中有一事可忧，便能举以示人，忧有域也。惟不能示人之忧，戚戚自知，究乃并己亦不自知其何故，耳触目接，无非感伤，是之谓‘无方’。非‘无方’二字不能写之。”[41]黄节云：“言高山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忧来仍无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42]都可谓是对曹丕生命之“忧”的知音之论。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曹丕的《丹霞蔽日行》：“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彩虹，流水落木，孤禽失群，月盈月缺，花开花谢，都是生命无常的一种隐喻，使人感到人生短暂、盛衰不常、荣枯难料，一切都在有无之中，无法抗拒，也无可避免，这是自古而然的事，脆弱渺小如我辈之人，能耐其何？唯有长吟咏叹而已。在生与死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即便是九五之尊的帝王又怎可抵挡无情的时间之流？尤其是最后诗人所发出“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的短短的几句人生感慨，融进了他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产生的悲哀以及对生命的辨证的思索，平添了几分哲理的深度和历史的厚重感。现实的悲哀，历史的必然，引起人们对人生的深深的怅惘与思考。只有具备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的人，才有可能对生命作出这样的思考。人应当向何处去？诗人是彷徨的、迷惘的、痛苦的。这种彷徨、迷惘和痛苦是面对宇宙、生命在积极探索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中形成的，与消极颓废的情调不可同日而语。面对生命终极之忧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曹丕试图寻找一种生命的物质载体。最后曹丕寻找到了“文章”这一承载生命的形式。曹丕正是以一个诗人的理性的思考对生命的无常感进行了感性的再现，并在这种感性的再现中生发了对文学的看法和主张。在他看来，生命虽然短暂，可以靠文章以另一形式延续；人生虽然无常，可以靠文章以另一形式凝固，生之归宿就建构在文章的不朽之上。

曹丕对生命本身深细而敏锐的感触，结合他个体特殊的地位，无意中引发了一个时代的思潮，那就是“文的自觉”意识的形成。而《典论论文》也成为吹响“文的自觉”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纯正的专业论文，涉及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作家论。这篇论文正式揭开了建安这个文艺自觉时代的序幕。关于《典论论文》的研究与阐释，专文已经汗牛充栋，在此无需赘述。这里只想强调曹丕对文学的高度的理论认识和自觉追求及其文学价值观的时代意义以及在其论著里所张扬的生命意识。曹丕在《论文》里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主张：“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论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述，成一家言。”他认为只有真诚而执着的“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朽声名才能自传于后。他的《与王朗书》中亦有相同的见解：“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若如著篇籍。疾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生命是那样的脆弱，一场瘟疫，一个个优秀的生命就这样的结束了。在死亡面前，帝王和平民是完全平等的，如此无常而短暂的生命，人应当如何？神仙佛道自是虚妄，纵情宴游又非情所愿，那么生命的价值也就在你生前留下的德行，以及记诸篇章的文字了，尤其是这些文字，他能负载着你的生命，穿透时空的界限而永远的流传下去，这样生命就有了永恒的意义。这样的见解基于对生命自身短暂的惊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生命年寿，荣华富贵都有常期，“亡国”、“易代”尚不可避免，更何况人生的短暂易逝？真正能葆有人生价值无穷的只有诗文篇籍，而且它们靠的是独立的个人的努力，不必有所外在的假借。这样曹丕就以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的肯定，消解了对生命终极之忧的恐惧。这个见解不能不谓高瞻远瞩，既通脱又实际，给后世无数的诗人文章家以胸襟与胆气，成为他们专心寄身于文章诗歌的巨大精神支柱。

曹丕这一文学价值观是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儒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与“立德”“立功”密切相关。这种传统价值观所以为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是因为他们对时间的流逝、人的生死有所感悟，惧怕时光倏忽而逝，一生奄忽过去，所以急于树德建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早已流露出对立名的渴求：“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也把著书立说与生命的永恒价值联系起来。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申述自己以深受磨难著书立说的古代圣贤为楷模，“述往事，思来者”撰结《史记》“成一家言”，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人死后不过一抔黄土，一道浅丘而已，瞬息即逝，唯有文章可以传之后世。才智之士希求通过著书立说树德建言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突破生命的局限，使有限的短暂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实现足以不朽的自我价值。这里需指出的是，曹丕的观点并非单纯的继承前人的思想，不能将其主张与儒家“三不朽”的说法作简单类比。前人所说是指立德立功不成才退而立言以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是遭受刑辱之后仿效古人以“述往事，思来者”。而曹丕位居王公，身世显赫并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问题。“他的自觉为文，是因为感到生死问题的严峻，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识延续不绝，这种文学观念立足于人的觉醒基础之上。”[43][P57-58]而且，前人所说“立言”是为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4]是为统治者提供借古鉴今的史书，而曹丕所说“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所表现的并非圣人之言与道而是个人的思想情感。曹丕予文学以极其崇高的地位，使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超越生死的藩篱而传世不朽的信念为历代所广泛接受，生命也因此有了可以安顿止息的凭藉。这正说明建安文人摆脱了汉代言志载道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了自觉为文的道路。之后的刘勰承袭了司马迁、曹丕的这种意识和观念，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表明自己对人的永恒价值的追求方式：“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刘勰认为，人有超出万物的智慧和灵性，但人的生命极其短促，有限的人生存在于无限的宇宙之中，唯有“制作”才能“腾声飞实”突破生命的局限。此处所谓“制作”固然指文章著述而言，按今人的观点也不妨理解为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或者精神产品。出于生命的价值判断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刘勰没有停留在一味的感伤生命的短暂易逝之上。他力求实践抱负，施展才智，以其论著的卓越贡献和“制作”的不朽价值来超越生存的有限时空。《序志》篇的“赞”中：“生也有涯，无涯惟智。……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生命的意义也许就产生于这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冲突之中。才智之士总是力求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使有限的短暂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正因为有限，才值得珍惜，才觉得应该怎样度过、投放于何种事业是个不能不好好考虑的问题。

尽管曹丕所指文学事业可以使人生“不朽”，还只限于作者个人的“声名”，并没有揭示出文学对人的真正的价值，但毕竟涉及到创作动机，即创作活动对创作主体的价值问题，这对文学价值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有意义的启示。中国文学自建安时代始，文学观念逐渐明确，自觉性不断突出，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不断得到认可，文学家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都是中国文学趋于独立发展的标志。生命意识的觉醒促成了人的自觉，人的自觉又促成了文的自觉。

二、文学作品中的“气”是作家生命精神的寓托的“文气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从“文气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曹丕对生命意识的刻意张扬。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他明确地把文看作个体人的精神气质的表现，具有个体性、独特性、先天性的特点，以人气论文气，首开以气论文的先河。文学上的“气”乃是作家的气质、品格、性情等生命内蕴在作品中的生动展现，是作家生命精神的寓托。作品的风格表现决定于作者本身的生命才性。曹丕因此创造了“气”这一文学批评的特殊概念。曹丕评论刘桢“贞骨凌霜”的刚正性格，发而为文形成“壮而不密”的风格特征；孔融为人疏狂傲诞，有失谨重，其文章就显出“理不胜辞”“杂以嘲戏”的特点。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通篇讲作品文气与作者气质之间关系的问题，他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其与曹丕的观点颇多相似，都是由作家个性气质进而论及作品的风貌。曹丕的“文气说”是有其哲学渊源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指化生天地万物的最细微而流动的物质，是生命力的表现。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5]庄子道：“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故曰是生成宇宙万物的原质和动力通天下一气耳。”[46]气是万物的本源，存在于万物之中，成为事物的生命力。中国古典美学与气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受气论的深刻影响，中国艺术家在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或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对宇宙生机永恒、生命长存的体悟和感受时，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纵情讴歌变化不止源源不断的宇宙生命力。中国古典美学讲究旨在深刻表现宇宙生机和人生真谛的艺术意境就是这种精神的核心和最高境界。曹丕的“文气说”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生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曹丕以人气论文气，首开以气论文之先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由此形成了由人及文地评价艺术作品的基本传统。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这种由评人而转入评文的理论批评方法，十分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与文的外在风格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常用“气韵” “风气”“风骨”等概念来描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

三、文学是生命永存的附丽的“诗赋欲丽”主张

前面我们已论及曹丕的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得以不朽的文学价值观。正是在这种文学价值观的影响下，曹丕把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视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他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实现。而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正如孔子所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光有内容美而没有形式美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能流传久远的，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很难实现，创作者寄托其中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自然也无法实现。曹丕面对生命终极之忧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不仅寻找到了文学这一能使生命得以不朽的形式，而且还认识到了文学这一形式的特殊属性，因而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的理论主张，视文学为生命永存的附丽，倡导形式美的创造和文学笔触的柔丽华美。“丽”即美，“诗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只有做到“丽”，也就是讲求形式创造的技巧，追求辞藻的华美，充分表现出文学的审美特性，才能为读者所接受，并受到读者的喜欢和传播。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也因此才能得以实现，创作者的声名也才能为人所熟知并流传不朽。因为崇尚“诗言志”及讽世劝谕准则的文学理论传统，故前代论诗赋，大多强调其政教功用，较少谈及或避而不谈甚至干脆否定其审美特质。曹丕越过义礼教化的限阀，提出“诗赋欲丽”，保卫了文学的独立性，使文学不再沦为经学的附庸，而成为反映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形式。曹丕的文学创作讲究句式的工整、词语的雅炼，追求纯艺术技巧，表现情感细腻婉约，显露出绮丽华靡的文学本色，正是对“诗赋欲丽”这一文学思想的实践。在曹丕的倡导下，建安中期以后的诗歌更多地致力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多地体现出文士的个性、更多地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所述：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之作。这些作品并非是沉沦于感官享受的一种表现，而是珍视生命的另一种表现。文学创作在曹丕等人那里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内容和自我表现方式，成为他们抒发个人情怀和心灵悲欢的重要凭藉，更成为追求珍视生命追求不朽的重要寄托。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悲”：曹植生命的悲剧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曹植的一生是不幸的，其政治理想屡遭挫折，失去了政治的王冠；但他的一生又是幸运的，凭借其杰出的才华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他在诗坛获得了千古不朽的无冕之王的桂冠。曹植一生的理想、风流和悲欢都升华成了诗。诗也因此成为他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成为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作为创作实践之升华的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

一、文学是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

曹植和曹操一样有着拯时济世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曹丕一样有着“立言”以求“不朽”实现人生价值的典型的文人心态，但更有热情执着、兀傲不屈的个性气质和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际。生命时间的转瞬即逝，现实的悲惨遭际，执着的理想追求，生命价值的无径可展，使曹植产生了激越奋发、不可遏制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曹丕试图用“不朽”的精神去超越死亡的牢笼，并最终以文学作为其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以“立言”求得了生命的“不朽”。“戮力上国，流惠下民”[47] 于沙场或国事中建不朽之功业是曹植早年的政治理想。他早期的代表作《白马篇》塑造了一个勇敢机智、为国献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这个形象，正是曹植本人自我形象的体现。曹植正是通过对游侠儿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赞颂，抒发自己为国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这是曹植一生矢志不渝所执着追求的生命理想，也是建安名士奋发有为的慷慨所在。这种强烈的功名心出于其追求精神“不朽”的生命观和奋发有为的人生价值观。由于深受原始儒家“三不朽”的道德伦理价值生命观的影响，曹植首先考虑到的是通过“立功”即建立现实的、非凡盖世的丰功伟业而在千秋百代的仰慕中获得精神的永生来寻求生命的“不朽”，实现生命的终极价值，而不是通过诗赋这样的纯文学创作活动。所以，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贬斥“辞赋小道”，认为文学创造既不能“揄扬大义”，又不足以“彰示来世”，从文学的性质上抹煞了它的社会作用与作家的地位，与曹丕所持文学创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点鲜明对峙。另外，曹植在《又求自试表》中又说：“夫爵禄者，非虚张者也。有功德然后应之当矣。无功而爵厚，无德而禄重，或人以为荣，而壮夫以为耻。故太上在德，其次在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灭，士之所利。”即使在“立德、立功”绝对无望时，他宣称也要退而求其次，把学术活动置于文学创作之上，希望通过对当时朝政得失的总结，把个人的政治理想传诸后人，以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纯文学中。不过，这些并不能代表曹植因此会扬弃文学创作，相反的，作为“建安之杰”[48]的他“少小好为文章”，[49]“下笔琳琅”，[50]“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51]他更无比珍爱自己的作品，曾经把早年的诗稿托付给杨修，企望能够流布天下。曹植之所以如此轻率的否定文学的作用，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一直以政治家自诩，虽在政治上处于逆境，仕途蹭蹬，但仍执着于“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人生理想，因而在立德、立功、立言上，以前两者为重，而不愿过多渲染和提及后者。他本可以凭其突出的文学才能用文章建“经国之大业”，但他所面临的处境和遭遇让他内心总觉得光靠文章不足以维持和发展自己的现实地位，因而出语愤激，立论也难免流于片面。然而，现实中一连串的厄运粉碎了曹植建功立业的生命理想，他身“抱利器而无所施”，[52]胸怀大志而无所用，身为藩王而陋同匹夫。曹植的《洛神赋》就是一篇抒写其个体生命价值无由实现，表现其复杂凄苦的生命意绪的作品。赋中的洛神是其生命理想的化身。她容貌美丽，柔情万种，奇服旷世，资质绝群，所以它是神，是一种生命理想，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赋中的君王所处的境界则是现实境界。赋中所写君王对洛神的钟爱实际上则是其对生命理想的钟爱。“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则是类比生命理想的实现有着巨大的现实障碍。洛神与君王相恋而不得的结局则是类比个体生命价值理想因现实境况的严峻残酷而破灭。于是，在“不朽”、“垂名”等生命意识的驱使下，他改变了壮夫不为诗赋的看法，并以更加执着的态度锐意写作，试图借辞章以求不朽。曹植《薤露行》唱到：“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从中不难看出，曹植已经把文学当作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靠着这种追求和寄托，曹植保持了完善自足的人格和超越世俗的理想。曹植的后半生都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抑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生命意识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但无论是早期寄意于游侠的高亢之歌还是晚期借游仙以自拔的内心独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曹植始终如一的在强烈的追求个性自由和人生价值。虽历经生活磨难，壮志不改，豪气不减，这是曹植的本性，亦是建安士人的品格。正是这份悲剧意识与情感赋予建安文风一种激昂与雄壮之气。生活在一个方面毁掉了曹植，在另一个方面又成就了他，正是对现实的不断反抗，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的整部生命乐章都贯穿着奋发向上的基调，同他丰富的感情，独特的个性，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融汇在一起，实现了他“退而求其次”的“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的“立言”求不朽以实现生命价值的愿望。残酷的现实给了曹植身心双重的重轭，使他绷紧了生命之弦，以生命之力去突破命运的藩篱，最大限度地去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从而获得了创作上的极大成功。

二、文学艺术是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脱离现实的，艺术是对痛苦的补偿。艺术是人类为了忍受生活中的困苦而提供的缓冲措施之一。由于艺术可以在幻想中获得欲望的满足，这种替代的满足就可以为人们所受的痛苦提供大量的补偿，使人得以生活下去。艺术家可以在创作中得到他幻想中的快乐，从而减轻现实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自拔者，可以在艺术中用幻想的方式自拔，可以寻求飘渺虚无的幻境，来做解脱烦闷的寄托。”[53][P145]曹植后期写作了大量游仙诗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此。从曹植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可以看出，曹植把文学艺术当作是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由痛苦的生命体验所滋生的创作欲望，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指向作家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追求。由痛苦所滋生的艺术之花扎根在文学作品的生命意蕴上。曹植早期的诗歌大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渴望建功立业的慷慨激昂，唱出的多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高亢豪壮之歌。在曹丕称帝以后，曹植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险途厄运不可避免。不仅其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愿望幻灭，而且还饱受煮豆燃箕之痛，尝尽忧谗畏讥之苦，处境每况愈下。政治的悲怨加上忧生之恐惧，发为吟咏，泫然叹息，其公子气息一扫而空，昂扬之声也有所减弱。“他后期的大多数作品包含他心灵深处巨大的哀痛，展现着他悲伤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剧性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54] 曹植对生命悲剧的深刻体认使得他的创作打上生命悲剧感的印痕，流淌着诗人的忧患情思与悲剧意识。从认识论的角度探索悲剧主体内在的主观动因，美学悲剧性也是主体在行为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主体陷入无从选择的两难绝境中时显示出自我保存抗争和自我超越的欲望受到压抑时，决意要冲破生活方式所设置的生存障碍，去追求一种生命的理想，甚至不惜生命陷入苦难毁灭而力图顽强冲破自身的客观限制去追求更高的生命目的，努力使自我欲望得以实现，人格价值得以提升。主体的欲望意识如果超过了自身能力与现实条件的允许，则会出现主体意志对自身行为的失控而带来主体生命苦难和毁灭的悲剧。曹植作为悲剧主体的行为动机就是他一以贯之终生不渝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实现生命价值的理想。这个动机是他一生坚持不懈的政治追求的内在动力。然而，众所周知一个人对理想的追求往往暗示着他可能的悲剧性。他多么期待为朝廷服务、渴望报国立功，但同时他也对那种泯灭个性、否认独立人格存在价值的专制制度极为不满。这就必然使他生活在两难之中。在那样的环境里，在那样的心理支配下，既承认、臣服于君主，又极力想保持个体精神和独立意识，那么，他就只能与痛苦为伍，与悲剧做伴。他在感伤中奋发，在压抑中昂扬。当曹植内心郁结在现实世界无法排遣时便折射成哀怨、凄婉的种种幻界，借感性的诗化形式来宣泄和排解。纵观曹植后期的文学创作大都容载着作家种种曲折的人生经历，反映出他同生活抗争的力度。这些闪烁着生命光辉和艺术魅力的作品使读者的心灵受到震颤，唤起对生命意义的本质追寻和终极关注。“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他“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的迁徙不定、命运惟艰的苦况。而《吁嗟篇》则用“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写自己“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的苦况与悲哀。《杂诗》六首中有“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人多希望能披坚执锐，乘风破浪，完成父亲未竟之统一大业，可惜的是没有方舟相助，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增忧愤。又有：“悠悠远行客。去家万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之，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诗人在诗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失却本根的漂泊感，情感在苦苦寻求一个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是他生命的本根，是他生命价值的寄托。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司马迁在此似已意识到苦闷是生命本体的深层体验的道理，他所说的“人穷则反本”，我们也不妨理解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穷厄困苦而无可救助的情况下，回归生命的本体，去探求生命的本质力量。这种精神痛苦的呼号正是对生命本质的终极追问。正是由于在穷困无助的境遇下所产生的对人生本质意义的探寻促成了作家的艺术创作的高成就。有人认为中国文人大多从道德、人格层面表达人生，很少从生命本体、从人的存在去体验悲剧感，那是因为他们还没透彻的了解中国文人的灵魂，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体现生命的价值，同时也正是这种方式表现了古代文人对生命的深层次理解。痛苦是艺术生命的激素。一个作家只有既注重体验生命的痛苦，又深切地体验了生命的忧患，才能创作出揭示人生真谛的不朽作品，也只有当这些生命的痛苦和忧患体验被形诸笔墨倾注出来后，作家才能得到解脱。社会苦难和个人坎坷对生命主体的约束和压抑，给曹植带来了深悲极恸，却也促发了他内在的生命力及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深邃思考，孕育和促成其在艺术上的成功。正是那些真实而痛苦的生命体验，成为培植他杰出文学作品的沃土和孕育一代天才诗人的基因。

“三曹”文学思想的有关论说文字并不多，除曹丕的较为集中以外，曹操、曹植尤其是曹操所论寥寥，我们只能通过对其文学创作实践、文学作品的反复揣摩和仔细分析，才能提炼出其中所蕴涵的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我们对中古时期我国文艺美学思想的这种认定还可以从此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以及诗人和文学家的创作实践、文论表述中找到有力的证据。应当指出，不仅“三曹”的文学思想，而且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表明，所谓文学思想通过完整、系统而严密的理论形态而表述出来的甚为寥寥，即便是刘勰号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严密论证形成的，更何况于动乱的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三曹”呢？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论的生命性特点虽源于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其中生命意识的张扬却与“三曹”的继承、发展和推动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