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

【内容提要】殖民地作家在进行自身的文化书写时主要采用了3种方式：对抗性文化书写、认同性文化书写与混合性文化书写，然而这3种书写方式并没有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圈套。后殖民作家的文化书写实践，在其有意无意之中，还与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构成1种共谋与同犯，巩固了西方的霸权主义。面对这种困境，应该去除霸权话语的书写模式，强调文化书写的人民性、实践性与体验性，重构自身的文化形象。

【关键词】后殖民文学/文化书写/话语霸权

【正文】

近210年来，世界文坛的格局出现了1些新的变化。比如殖民地国家文学承继宗主国留下的文学痕迹，感受其文化优势，却又对殖民地的本土文化难以释怀，产生阐释与建构自身文化的焦虑与困惑，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危机。这些后殖民作家的文学作品给世界文坛带来1股新鲜气息，特别是90年代以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沃尔科特(Oerek Walcott)、奈保尔(V·S·Naipaul)等人为代表的作家相继荣获诺贝尔奖而举世瞩目，因此，对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书写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抵抗性文化书写

在西方文学所塑造的形象长廊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东方形象的塑造。因为这种形象在绝大多数文本中，特别是与西方自身形象相比较时，总是遭到贬低与排斥。福楼拜在东方之行中邂逅1名叫库楚克·哈内姆的埃及舞女，库楚克的放荡与麻木给了他以“无尽的遐想”，东方人成为1群只知肆无忌惮地展示“它们的性的动物”(萨义德，《东方学》242)。康拉德在小说《‘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写到，“白水仙号”遇到的海上灾难是因为船上有个“黑鬼”韦特，韦特死后“白水仙号”的船员们便脱离了苦海。鲁滨逊在荒岛上4次惊恐地看着“食人生番”的血淋淋场面……。总之，在各种文学文本中，西方人普遍地认为自己有理性，爱好和平、文明、宽宏大量、合乎逻辑、具有男人的勇敢，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优越与进步等，而东方人则专只、贪婪好色、落后野蛮、生活无规律、整日脏兮兮的、充满女性气息。在这些歪曲、大肆贬低的“他者”形象的笼罩下，殖民地作家深深感受到阐释自我形象的焦虑情怀，对西方的“他者化书写”满怀1腔愤怒。他们在建构自身良好、健康的形象前，首先将怒火也发泄在对西方形象的恶意贬抑上。如阿里·沙利亚蒂与贾拉尔·阿里·艾—阿赫迈德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截然对立，称“西方是敌人，是1种疾病，是1种邪恶”(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9)。西方人狂妄自大、暴力凶杀、家庭观念淡薄、性开放以及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疾病、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等等都是殖民地作家深恶痛绝的东西，也是他们作品所极力书写的西方形象及他性特征。意味深长的是，与萨义德的《东方学》1样，艾—阿赫也在1978年出版了1本《西方主义》，像东方学家狂贬东方那样，在对西方文化的无理性发泄与民族欲望的无限膨胀中，指责世界的大部分罪恶来自于西方。

仅仅指责、贬低甚至恶意谩骂西方是不够的，后殖民作家又从另1方面揭示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国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它使殖民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彰显西方殖民者的邪恶本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殖民地灾难性的生活状况。在西方侵略者被赶出殖民地之后，关于当地奴隶与下层人的叙述、受难心灵的自传、狱中苦难的回忆录、西方在殖民地罪恶活动以及殖民地生活常态的见证日记等相关与类似的文本开始在东方世界盛行，展开了与西方帝国的文化历史、霸权表述、他性书写以及所谓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等方面的积极对抗。例如艾米·西赛尔的加勒比版《暴风雨》就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争夺对加勒比的再现，“《暴风雨》的每1个来自美洲的新讲述都是那个古老故事的当地版本，在正在展开的政治与文化历史压力下获得新的活力和反映”(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03)。这些当地人的叙述、回忆录、自传及见证日记，强调受压迫者的共同经历，使其自我属性得以表述与成形，成为民族团结、乃至于向更多处于同样境地的受殖者进行宣传的方式与途径。

在西方作家的文本中，对于东方世界的风景描写数不胜数。然而殖民地作家注意到，除了这些西方作家尽情展示东方世界的异域情调与神秘风味以引诱西方人海外冒险、寻宝探奇外，还采用了1种鸟瞰式的观察与描述方式，“凝视”这块神奇的土地，用1套西方旧有的风景词汇来命名它的神秘莫测，将它分门别类。南非黑人作家所罗门·普拉杰在小说《姆胡蒂》中将这种描写挪用过来加以变形，也采用扫视全景、鸟瞰战场的描写，嘲弄地模仿殖民者的“凝视”模式。殖民地作家认为自己有权再现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再现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并以此抵抗那些殖民者单1化、标准化的形象描述。在1种浓烈的民族情结的支撑下，尽管这些作品“创造了对立的意义范畴，却仍在采用殖民者的权力语言，所以他们在努力接近真实自我的时候，却反倒有可能摆出1副殖民者的权威架势”，支持原本压制他们的文化书写体系与象征模式(博埃默118—119)。

在与西方争夺话语与文本再现时，有1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1些后殖民作家针对那些表现西方殖民扩张意识的经典文本，进行颠倒性复制，以此达到对西方他性叙述的霸权解构。《鲁滨逊漂流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进入后殖民时代以来，它1直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与殖民意识的经典再现，对这样1部著作进行移置、戏仿与解构自然能增加后殖民文学文本的批判份量，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后殖民作家自视可以引起西方世界不再漠视东方存在，做起了取得话语权与文本再现权的“白日梦”。特立尼达作家萨缪尔·塞尔封在《孤独的伦敦人》与《升天的摩西》中戏拟了《圣经》中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统治的英雄摩西，将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也称为摩西。摩西是个从身处边缘地位的加勒比海移民到帝国中心伦敦的黑人。作者颠覆了《鲁滨逊漂流记》的文本结构，策划了文明的反向运动，鲁滨逊去了荒岛，摩西却移民到宗主国；鲁滨逊与星期5的关系被置换成黑主子摩西与白仆人鲍勃的关系。作者通过摩西，试图向西方世界展示真正的加勒比海文化。鲍勃忠厚老实，从来不听人们议论黑人，他迫切地希望能够学习黑人的生活方式，这真可谓是又1个“星期5”。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西发现鲍勃是个文盲。鲁滨逊对荒岛黑人叽里咕噜的“鸟语”颇为反感与厌恶，便教星期5学说文明话。现在鲍勃成了野蛮人，摩西成了文明人，摩西随口教的1句话竟然是“当时殖民统治者用来教化殖民地人的教科书上的，而教科书上的这句诗又取材于特立尼达民谣”(任1鸣瞿世镜65)。小说的结局却是摩西最终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回归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摩西在两种文化之间界限分明，他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接下来该是固守文化传统的时候了，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西方的文化因子。

实际上，文化作为1种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只能在与异质文化的竞争中展示自我。如果说帝国主义时期是西方民族性在国内外不断发展、形成与扩张的时期，那么后殖民时期则是本土民族性反向复制西方民族性形成的历程。殖民地作家戏仿西方殖民文本的叙述结构、移置其意象、嘲弄其视角，解构、批判其霸权话语下，但是他们的思维装置与文本建构并没有打破、否定与超越黑格尔“主/奴”关系的权力模式，依然采用西方在地域区分、差异确定基础上的文化塑形模式，充其量不过是将“主/奴”的位置颠倒而已，另外，这些作家所采用的戏谑、复制、移置等解构策略与批判思想，直接来自宗主国的理论成果，没有摆脱与宗主国理论和文学实践的相互依存关系。

2、认同性文化书写

西方文学对东方世界的“他者化”、“东方化”的文化表述与话语塑形，致使殖民地作家展开了1场争夺对东方世界的话语表述与文本再现的“拉锯战”。无论是痛斥西方的邪恶，还是深入西方文本内部进行颠覆性的霸权解构，都没有亲自塑造东方形象更有说服力。确然，在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下书写自身文化已经成为殖民地作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实质上，重塑自我形象涉及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说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与目的形象来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呢？在普遍的受殖者看来，西方侵略者在殖民地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也不乏受殖者褪去自己的种族肤色与民族文化品格，而积极向西方世界靠拢，为此他们不惜歪曲自己、否定真我。《紫色》中的聂蒂踏上非洲大陆时，便看见有些非洲人将自己的肤色、发色以及穿着都打扮成欧洲白人的样子。西方殖民者也经常运用1些花招与骗术，利用东方人寻求向西方同化的心理，分化瓦解黑人团体，甚至使部落之间兵刃相接，而自己却坐收渔翁之利。这类故事在后殖民文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东方世界的“崇洋”心理，西方殖民者是不可能轻易成功的。生殖器崇拜1直是许多民族的原始信仰与图腾，它象征着本部族生生不息的活力以及征服自然与其他部族的伟大力量。有关性的描写在后殖民文学中占有很多的篇幅，如大江健3郎在小说《饲育》中便展现出东方对西方人的阳具崇拜，日本小男孩全然被美国白人那耀武扬威的性器以及所体现出来的雄性荷尔蒙震慑住了。

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确实也表现出对于东方艺术与民族特性的浓厚兴趣，1度还出现崇拜东方的心理行为。但西方始终是在文化利用的支撑下俯视东方文化的。让人可悲的是，东方人开始揣摩西方的心理需求，积极寻找西方文化的疾病，从西方文化的健康需要出发，重新配制与发明自身的文化传统。“儒家及其代表的中国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出了哪些问题与毛病，西方文化需要什么样的疗救办法，我们儒家就‘生产’什么样的药丸”(张兴成9)。西方则充分利用竞赛、评奖、颁发奖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