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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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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课题。 他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 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 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此后,有许多文章 发表,就如何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谈了很好的意见;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都没有谈 到国民的历史教育问题。实际上,离开了历史教育,所谓民族精神的培育云云,因缺少 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这一基本的承接面,多半将成了空话。应当说,报告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是十分精辟的,尤其是强调民族 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更显深刻。离开了爱国主义,所谓“团结统一”、“勤劳勇敢 ”等等,都将因缺乏民族特质的整合,而泛化成人类多有的优长,无由彰显“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什么?按列宁的说法,就是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对自己的祖国的深厚 感情。可见爱国主义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培育国民对民族历 史文化的认同感,是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前提,而这些舍历史教育无由。这 个道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就已经提出来了。“民族精神”的概念源于西方。在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莫泽尔发表《 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最早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德意志人民只有在 这一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才可能万众一心去实现民族统一和重新恢复其光荣与强大。该 文引起了轰动,民族精神问题从此为国人所关注。随着甲午战争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 论传入中国,民族精神问题也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关注的热点问题。19 04年《江苏》就发表了长文《民族精神论》。作者指出,一个民族的兴衰最终取决于其 精神的强弱,西方各国所以强盛是因为18世纪以来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关于国 民精神,时人又称国魂、民族魂等。何谓民族精神?当时少有明确的界说,不过从《浙 江潮》上发表的著名的《国魂篇》赞美“冒险魂”、“武士魂”、“平民魂”以及“爱 国心”、“统一力”来看,时人所谓民族精神的内涵大致包括:团结爱国的精神、变革 进取的精神、民主自由的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爱国主义。 所以,“铸国魂”、“爱祖国”、“祖国主义”的呼声,风靡一时,成了时代最强音。 《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写道:“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 至于怎样培育民族精神,人们的认识相当一致,那就是要借重历史教育。上述《民族精 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认为,一 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少爱国心,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历史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 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 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 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视中国历史文化为 最可宝贵的国粹与民族的根,强调要研究国学,“爱国以学”。章太炎在流亡日本生活 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学,其目的就是要在有为的青年中传承民族的根,培育民 族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初步觉醒和面临危亡的时刻,志士仁人揭出了高扬 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党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 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的同时,又一次揭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 课题,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成熟。因时代的局 限,当年志士仁人对民族精神的认知,不可能十分周全正确,但就其自觉地提出了这一 重大的时代课题并作了自己的努力而言,毕竟又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在继承前人认 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认识。我以为,就历史教育与培育民族 精神的关系而言,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其一,历史教育是实现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固然有不同的内涵,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却是一脉相承 。这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竞存于世界的根之所在。章太炎曾说过爱国主义 好似庄稼,需要施肥、浇水才能成长,而历史教育就是为爱国主义施肥浇水,作培植根 的工作。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所以我曾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历史教育是最基础、 最有效的爱国教育。它像贵如油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中将 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他们将来不论走到哪里,都怀有一颗“中国心” ,而永远根系祖国,生生不已。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的学人,并没有人对他们做什么专 门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志愿放弃国外优厚 的待遇,冲破各种阻力,归国效力,不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吗?通过历史教育培育国 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就为其他多样化、现实性的爱国 教育,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承接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乏这个承接面,所谓爱 国主义教育,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有效。其二,历史教育是实现继承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民族精神,说到底,就是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十六大报告将之概括为: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它看似抽象,实际却是具体的,因为它是历史的积淀 。民族精神、优良传统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欲继承首先必须要认知,欲认知便离不开历 史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团结统一”为例,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逐渐形成了 “大一统”观念。随着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 大一统”从此也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秦以后,历代开 国君主都不满足于偏安政权,而以天下统一为己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代天 骄成吉思汉,所以被后人推崇,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或完成了 统一大业,或安定了天下。而中国的民族心理,也习惯于把天下统一,认作是“治世” ,而将割据纷争的时代,认作是“乱世”。事实上,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也 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可见,统一是中国历史与人心的大趋向。与此相应, 中国各民族人民都追求团结和执着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古代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 民族政权间,常常通过联姻来沟通民族感情和发展民族友好关系。各民族都把联姻,称 作“和亲”,说明彼此都珍重相互间的亲和关系。因而,“和亲”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而王昭君等历代勇敢承担“和亲”使命,并为民族间的和睦作出贡献的许多女性,也 成为了各族人民共同缅怀的巾帼英雄。而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可 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再到今天党和国家为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所做和正在做的不懈 努力,不都是中华民族注重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生动的历史见证吗?很显然,如果我 们不了解上述的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理解“团结统一”何以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了 。同样的道理,“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也都不是抽 象的,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无数生动的历史实践的记录,是民族精神氤氲化育的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教师。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必须向历史请教。离开了历史教育, 既无法真正了解优良的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也就无从谈起。其三,历史教育是引导国人培养历史责任感的基础。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目的是为了“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 要使国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归根结底,就是要引导国人培养热爱祖国 、振兴中华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这方面,历史教育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首先,一 个人历史责任感的形成,有赖于具备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正确的历史观。难以想像,一个 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历史感的人,会有振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可以为国民 提供必要的历史素养,以开阔视野,并养成科学的历史观,进而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 报告中所说,懂得“科学判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 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过阶段”,自觉做时代的建设者。其二,一个人历 史责任感的形成,还有赖于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高的理想境界。一个目光短,思想卑微 的人,不可能有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既利于国人开拓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国人荡涤胸 襟,志存高远,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学习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寂然凝虑,思接 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三代领导人历来都高度重视历史教育。但是,现在的 问题是落实不力,多年来历史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断被削弱。商潮滚滚,人多 浮躁,历史和历史教育既不能创造经济效益,自然不被重视。电视上倒有不少历史剧热 播,但那是出于商机需要的“戏说”,不是真正在讲历史,许多胡编乱造,甚至误人非 浅。国民的历史教育,本来主要是依赖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历史课来实现的,但现在小学 是停开历史课了,中学历史课的时数也一压再压,像首善之区的北京,初中历史课将只 乘下每周一节课了,聊胜于无而已。初中是义务教育,高中以后就是非义务教育了。如 果学生初中毕业就去就业,他的历史知识能有多少呢?即便是上了大学,如果不进历史 系,这些学生终生不再接受本国历史教育,中学学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历史知识,大概也 都忘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民教育的历史教育还有多少成效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许多青少年包括大学生,“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对祖国历史知之甚少。对此 ,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不断提出了批评意见。不久前,一位中科院院士著文认为,建国 以来教育的主要失误有二,一是重应试教育,轻能力培养;二是不重视历史教育,许多 学生爱国思想淡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也著文说,在 美国大学任教的朋友曾对他讲,现在有一些中国留学生,ABC即英文很好,美元、英镑 也分得很清楚,就是不懂得长江与黄河,即中国历史文化,对自己的祖国缺乏感情。中 国史学会前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说得更沉重,他说: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篡改教 科书,歪曲侵华历史,误导日本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我们管不了,我们中国自己的青 少年总可以加强教育吧。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教育,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历史都搞 不清楚,将来他们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篡改历史呢!耐人寻味是,戴先生说上述话后不久 ,就出现了个别年轻艺人因于历史无知,不自觉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事情,引起舆论哗 然,网上更是一片谴责声。这不是偶然的,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反省吗!在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国民教育”新的重大课题后的今 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历史教育的作用与地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真正加强国民的 历史教育:其一,对历史教育要重新定位。泛泛地说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凝聚力、培养爱国精神是 不够的,至少还缺乏尖锐性。龚自珍说,“亡人国必先亡其史”,强调历史教育是关系 国家兴衰荣辱的大事。这才是一针见血的判断。借现代的语言,我们必须明确,历史教 育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应列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应 当从加强历史教育入手,主管部门应加强统筹规划。其二,高度重视中学历史课程的建设。国民教育重在向青少年施教,国民的历史教育 主要是通过中学历史课的教学来实现的。因之必须高度重视中学历史课程的建设。首先 ,要规定历史课应有的教学时数,不能随意减少。其次,编写高质量的教材是关键。目 前教育部制定了中学历史课程的编写标准,并出版了新的教材。其积极的意义应当肯定 ,但不少专家也有意见。我以为有两点值得讨论:一是制定“课程标准”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的课程标准,似乎是预设已有教材存在“繁、难、多、旧”的弊端,然后,反其 道而行便是标准。已有教材是否可以概括为“繁、难、多、旧”,这里可不置论;我强 调的是,制定课程标准首先要有一个标准,它的根据应当是,国民教育所规定的国民在 历史素养方面必须达到的水准。否则,便成了拍脑袋式的随心所欲了。二是教材要保证 一定的历史知识总量,不是越少越好。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中国 人知道本国历史,主要就在中学阶段。中学生应该接受比较系统的历史教育,否则形不 成基础。中国文化有代表性的都应写进教材,学生要知道。”不能简单强调学生兴趣, 将历史知识搞得支离破碎。没有一定的量,就不能保证一定的质。历史知识达不到一定 的量,青少年就无法形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认识,也就无法形成对祖国的热爱,民 族精神的培育与弘扬,自然也落空了。其三,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要制定政策,支持和引导专业史学工作者以多样化 的形式,积极参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目前北京市社科联组织的“北京历史文化普及 论坛”,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除了出版图书、开办讲坛之外,覆盖面广的影视制品也 应当重视。从中国历史上看,广大民众的历史知识更多是通过通俗的作品获得的,所以 ,《三国演义》在民众中的影响远远大于《三国志》,这是值得注意的。今天影视作品 影响千家万户,现代生活节奏快,生活工作压力大,民众更愿意接受寓教于乐的作品, 而疏离沉重的历史专著,这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借助影视普及历史知识,还必须重视 历史剧这一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戏说”历史是另外的问题,一些成功的历史剧 ,如描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决战》、《长征》等作品,确实起到了宣传革命历史 的很好作用。应鼓励史学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以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在 这过程中,史学工作者尤其需要打破轻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传统观念,将自己的书斋 研究与宣传普及工作很好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收稿日期:200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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